民国年间在闽台两地负有声望的人物之一林尔嘉

林尔嘉 民国年间在闽台两地负有声望的人物之一。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其先祖林应寅自福建龙溪县白石堡吉上社(今届龙海市)迁居台湾，以家学渊源，开馆授徒。他的曾祖林平侯，改行经营拓荒垦殖业，并兼营工商业、航运业，富甲一方。林平侯商而优则仕，一度生育五个儿子，分为五房，长子国栋，房号”饮记”，次子国仁号“水记”，三子国华号“本记”，四子国英号“思记”，五子国芳号“源记”，将五个儿子的房号串连起来，就是“饮水本思源”，寓意深远。其中三房国华和五房国芳，重视祭祖，共设祭祀公业，以三房和五房的房号“本记”、“源记”台称为“林本源祭祀公业”，这是后来人们以“林本源”代表林家的来历。三房林国华传子两人，长名维让(新一房)、次名维源(字时甫，新二房)。维源继承祖业。发扬光大，业产越发兴旺发达，名列台湾首富；且因参与地方建设著有功绩，累官至二品，授“侍郎”衔“太仆寺卿”，在台北板桥建造“林家花园”，富丽堂皇，名闻遐迩。维源有子四人，尔嘉居长，诞生于光绪元年(1875）农历五月十八日，已是林家迁台的第五代。
　　林尔嘉，字菽庄、叔臧，别名眉寿，晚年号百忍老人。生长在商绅家庭的林尔嘉，自幼聪敏好学。及长，虽“贵为公子”，却与同时代的官家、富家子弟不同。他既“不染于少年纨绔之习”，也不热衷科举仕途，“读书好略观大意而不屑为章句之学，每于古来治乱兴亡之迹，必反复思其所以然而考求其得失之所在”。他主张变革立宽，提出“不以实业为政治之资，则政治几何能淑；不以政治为实业之盾，则实业几何能兴”的见解，认为“处今日交通时代，当淹贯中西而后为国家有用之才”。为此，他勤奋攻读，遍览经史，通晓诗赋，并习英文、日文，学识广博，“沦人才之盛衰，政治之得失，上下千百年，娓娓不倦，虽老生宿儒，无一复难”。
　　光绪二十一年(1875)，清政府因甲午战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日本。身为台湾名绅首富的林维源，面临去留的扶择。时维源57岁，正值英年，毅然放弃庞大家产，率带眷属内渡；21岁的林尔嘉，风华正茂，追随其父左右，定居厦门鼓浪屿。此后的半个世纪里，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大地上凶焰不可一世的时代，有些无耻之辈，卖身投靠日本犹恐不及，而林维源、林尔嘉父子，虽台湾总督府三番五次派遣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等要员“游说”，威胁利诱，始终不渝地保持中华民族气节，坚决拒绝加入日本国籍，不屑作“大日本”的“臣民”。
　　林尔嘉关心国家富强，提出改革经济发展实业的设想，建议政府注重振兴商务、兴办工业、开矿祷银、修建铁路、整理税收、裁减冗员，以保证国家的财政收支平衡。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清廷商部右丞左参议王清穆考察东南地区商务，路经厦门，以林尔嘉“才识开敏”，重视振兴商务实业，关心地方治安和商民利益，遂向朝廷力荐，奉召以“道员”衔入京条陈新政利弊，光绪30一33(1904—1907)受命任厦门保商局总办兼厦门商务总会总理，并聘为农工商部头等顾问。宣统三年(1911)春，又受聘为度支部(财政部)审议员，参与国家财经大事。
　　辛亥武昌起义，结束了清朝的统治。1912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遴选尔嘉为参议院候补议员；1915年．膺任厦门市政会长；并连任鼓浪屿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华人董事14年。三等文虎章、二等大绶文虎章。
　　林尔嘉官瘾淡薄，在政坛风云变幻中能明辨是非，择善弃恶。1915年袁世凯妄图复辟称帝，北京有“筹安全”，各省有“劝进会”。福建省的权贵们举荐林尔嘉为福建的代表，请他晋京呈奉拥袁当皇帝的“劝进表”，而他坚不从命。帝制破灭后，民国分裂为南北政府。段祺瑞执政的北京政府聘其为“华侨总裁”，相当于中央侨务委员会主任，他婉辞不就。面对军阀混战，时局动荡，他洁身自爱，虽军政当轴争相拉拢，不与同流合污。萨镇冰掌福建省政时，函电交驰，深望他“为时而出”，以所学措诸实用，与镇冰相助”，他一笑置之。1934年蒋鼎文率东路军入闽，“求贤若渴”，亲赴鼓浪屿府第拜访，而他“却礼聘之车．拒尊贤之路”，今蒋鼎文扫兴而别。
　　自1904年至1907年，林尔嘉在厦门保商局总办兼商务总会总理任内，革除陋规苛例，方便华侨商旅，主持制定《土地买卖章规》、《华洋交易规约》各64款，推动厦门的对外贸易。1905年福建议建铁路，筹组”商办福建全省铁路有限公司”，由在籍京官、内阁学士陈宝琛主其事。陈宝琛之妹陈芷芳是林维让的二媳妇，与尔嘉有姻亲之谊。由于这个关系，林尔嘉不但是铁路公司的大股东之一，且实际参与漳厦铁路工程的具体事务。1907年厦门商务总会兴办电器通用公司，拟在厦门安装电灯、电话。由于风气未开，投资者寥寥无几，拖延数月，业务无法开展，林尔嘉投资30万银元为倡，促成其事。二十年代厦门兴建近代城市，开辟马路，拆迁民房遇到地方封建保守势力和外国籍民的阻挠，身为市政会长的林尔嘉“不避嫌怨，力为其难”，“任其劳而不任其功，辞其利而不辞其责”，秉公办事，使“忌者不敢谤”，市政建议得以顺利进行。此外，他还兴办“广福”实业公司。参与泉州电力公司和泉安汽车公司的投资。
　　旧社会的富商巨贾，多数满身铜臭，为富不仁。家财万贯的林尔嘉，乐善好施。1908年南靖一带水灾，倒塌民房一千多间，伤亡二百多人，他当仁不让，除自己带头捐献救灾外，还以厦门商务总会名义函电海外侨团，发动侨胞、香港同胞募捐，计得银十万多元，大米一千多包。他重视教育，主张创办学校，传播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国家培养人材。清末废科举后，福州将致用书院改办全闽师范学堂，他即赴漳州与地方人士商议，将丹霞书院改办为福建第二师范学堂，不但捐款，还亲任堂监，主持校务。他反对封建礼教的“女子无才便是德”，认为“改造社会当自家庭始”，“女学之宜兴”，“不亚男校”。于是，先与施涵宇等在福州创办泉山高等女子学校，继而在鼓浪屿乌埭角创办华侨女子学校，自任总理兼校长，亲执教鞭。他还捐资厦门同文书院(后改为中学)，厦门大同学校、鼓浪屿普育学校和香港大学等。
　　林尔嘉爱好围棋，追求高雅的文化享受。1913年．他选址鼓浪屿港仔后兴建“菽庄花园”。园中有一胜景题名“小板桥”，寄托他对台湾故土和先人的深挚怀念。每逢中秋佳节，菽庄花园高朋满座，尽是鸿儒硕学，骚人墨客，放歌吟咏，乐在其中。又出版《闽中金石略》、《鹭江名胜诗钞》以及吕世宜著述的《古今文字通释》等书，名之为《菽庄丛书》，为保存地方文献作出一定贡献。
　　1910年7月，林尔嘉以度支部审议员身份搭乘轮船赴沪参加大清银行审议会，在海上看见日本兵船十余艘，喷涛吐浪，所经之处，渔船随告翻复。目睹此情此景的林尔嘉，痛心疾首，仰天长叹：“国势推移．天禄将终，若言国强，非兴练海军不可。”慨然捐献40万银元，协助清政府增置舰艇。
　　在“弱国无外交”的旧中国，有些外国人凭借不平等条约的规定，任意欺凌中国人。遇到涉外案件，中国官员往往仰承外国人的鼻息，不敢正视事实维护中国人的正当权益。而林尔嘉却敢与违法的外国人斗，毫不示弱。菽庄花园因与厦门海关洋人税务司公馆毗连，“迭遭侵害”。1929年11月lO日，洋人税务司夏礼威竟然蛮横地拆毁菽庄花园的石桥，事件发生后，林尔嘉依法向法院提出刑事诉讼。同年12月，他起草《为菽庄石桥被毁及私权横受侵害事谨告同胞书》，印成单行本分发国内外，以大量事实并引用中外法律，痛斥夏礼威故意违法侵权的行径。在《告同胞书》中，林尔嘉指出：“现任税务司夏礼威系中国雇佣官吏，其以中国官吏资格所为之犯罪行为，当然适用中国法律，绝对不许其借口领(事裁)判权，逍遥法外。”他希望“法曹当局，社会人士主持公道，无令洋员凭借权势欺侮同胞，以后我国人民，亦庶免受此种种之凌虐也。”词锋税利，正气凛然。没料到向来盛气凌人的洋人税务司夏礼威竟然不敢与林尔嘉对簿公堂，而是托工部局洋人董事书面调解，承认理亏，赔礼道歉。华人告倒洋人，大快人心。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那洋人横行中国的年代，林尔嘉提出“洋人税务司无非中国行政雇员”的观点．胆识非凡。
　　当1937年7月尔嘉避暑庐山时，抗战爆发，他写了《七月七日倭寇侵犯芦沟桥感赋》：“卧薪日已久，民若不聊生；背城拼一战，不为城下盟。匹夫知有责，举国欲皆兵。愧我桑愉景，未能事远征。……黄龙待痛饮，啸侣歌太平。”体现了他忠心耿耿热爱祖国的情怀，不仅主张坚决抵御日寇的侵犯，“不为城下盟”，而且满怀抗战必胜的信念，期待着“黄龙待痛饮，啸侣歌太平”这一天的到来。旋而日军干10月26日占领金门，厦门告急。林尔嘉未雨绸缪，离开鼓浪屿隐居上海，闭门谢客，以免招惹失节之耻。高风亮节，令人钦佩。1941年．他在沪滨有《消寒书感》诗云：“客中莫问家何在，海外徒闻战未休”，伤时忧国，情溢言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喜汛传来，他写了《乙酉重阳登春申江三十一层酒家感赋》七律一苜：“……暮年历劫人尤瘦．一字题糕自己酬。还我河山偿我愿，登临更上几层楼。”嗣而台湾光复回归祖国怀抱，他又写了感赋四绝，并有序云：“乙未割台湾，挈眷归原籍龙溪，五十有余年矣，乙酉台湾收复，余旅沪辄思回台……”未几，即返回板桥故园，安度晚年。1951年11月8日，病逝寓所，享寿7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