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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期，永嘉经制之学与宋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形成鼎足之势，成为一时显学。但到元朝以后，理学成为官方统治哲学，科举考试以它作为录取标准，“非程朱学，不式于有司”。影响所及“海内之士，非程朱之书不读。”历明及清、理学已一统天下，带有“异端”性质的永嘉学派急遽衰落，几乎无人齿及。晚清，由于封建王朝的腐败，列强的侵侮，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抵御外侮，振兴中华，结合西学输入，永嘉学术也开始复兴。首先，是孙衣言、孙锵鸣兄弟创办诒善书塾，刊印《永嘉丛书》，大力倡导陈傅良、叶适之学；求志社诸贤如许启畴、陈虬、金晦、陈黻宸、宋恕等更从实践中汲取西方思潮，予以发扬光大。孙诒让也继承遗志，考据之外，推进教育，鼓励实学，于是瑞安人才，大批涌然，隐然执全省牛耳，在维新变法和民主革命中，都发生了重要影响。“永嘉之学衰八百年而复兴，而陈先生（黻宸）独集其成。”黻宸卒后，“损承其绪，益为弘郭深远，精奥圆融，不争枝叶，不辨门户，含茹名理，从容道术”（民国《瑞安县志稿》），成为最后一位传人，但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播，时代的剧烈变化，挽救危亡，已非永嘉之学所能胜任了，但他爱国、治学的一生，我们仍应该充分肯定。
林损（1891-1940），字公铎，一作攻读，别号叔累。幼名慈训，学名存中。父仁果，字养颐，善书法，后师从陈黻宸介石，成绩为同游者之最，介石以四妹妻之。婚后，从上望迁居县城太平桥。母20岁生兄作训，名惠中，后改名辛，字次公。22岁时，养颐以院试第一，成为县学生员，亲朋好友，盈门祝贺。母怀孕已8月，从早到晚，劳瘁过疲而早产。这时正是1月16日，天寒地冻，灶火初熄，养颐出外求药未回。呻吟中，家人有用罐中冷参汤给她服，才呷一二口即昏厥，一点钟后去世，养颐“见损即抚膺而泣，斥不忍顾，曰：雏儿生而啄母，宁望孝耶”。这时，舅舅介石先生赶紧抱起哭声微弱的婴儿，嘱托“甫嫁而寡无子”的三妹郑氏，悉心抚养，但郑家不乐意，郑氏“长跪至日影屡移，乃得请”，条件是不得作为郑家继子。郑家又处处刁难，“三年无乳，更断鱼肉”，林损身体非常瘦弱。郑母对他的教育，是“寓严于慈，声气凄绝，怀抱之中，枕褥之上，梦寐哦，皆在学术。”平时更灌输以忠孝节义之事，使他慕义疾恶，感情都“自衷达面，未少文饰”。三岁，外祖父琳山公招郑氏和守寡的大姐邱氏都回外家居住，郑仍“以刺绣佐饔飧”，“盐米皆待给于纺织”。三舅父醉石也非常疼爱这个外甥，教他读《诗经》等。在这样的家教下，“六龄毕五经，或疑有宿慧”（《述学》），但也养成“孤介自赏，别成一家”的性格。
七岁，生父养颐病卒，三舅更负起全部教育责任，每天送他到一位林姓的老儒处学习，晚上接他回来。到十岁时，已能“操笔缀文，千言辄就，老师宿儒惊叹，以为鬼工”。十一岁，舅父又安排从宿儒程石仙学习《史记》、《荀子》、《列子》等书，仍每日接送，“夕归，必尽举所诵习者陈诸舅父之前，舅父坐听之，既一字不滞于口，乃相与阐发理蕴，无纤悉之遗。更于本书之外，有可以旁推交通而为辅翼者，必征引贯彻之。又为博论古今上下得失之故，与夫忠臣孝子奇侠义士之行，次及稗官所载、野老所传，凡可以起兴会而养身心者，靡不剖决指示，”使他“有所悟”，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
十二岁，介石办了个“颍川家塾”，由26岁的陈怀执教，他即进去学习。二年后，扩充为翼圣学校，继续在校学习。陈怀所教的是《春秋公羊传》及《中庸》、《礼运》、《汉书艺文志》等，博引旁征，启发开悟，与当时盛行的公羊学说相联系，同学中有疑难者，向他询问，他“言之恒滔滔不穷，上下古今，夕昼而继之以烛，益畅前旨，必求所以开悟之者而后已”。
1905年，陈怀到京师任学部编书局分纂，他为分担家庭困难，受聘到平阳“就乡校童子师，而所谓童子，或胡须白且生孙者。”他后来在《忆昔》中也说“登坛十五王通，北面非无白首翁。太翼铜川汾水际，平阳北港鹤溪中。”
1906年，舅父陈介石被两广总督岑春煊奏调到广州，任两广方言学堂监督，兼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教务长，次年春兼负责师范校事。林损也在这时进入师范，住在马叙伦的寓所。从此，他“既获侍其舅，与闻讲论大义，于术益精”，并“以拯溺援穷为志矣，友朋之间，此念尤切”。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亡，他深为国势“或崩以裂，或溃而腐”担忧，曾作《拟上摄政王政见书》，表达政见，被师友劝止而未发，但他“谓太平为可期，叹立宪之未善”的议论，“固已惊其长老”，得到许多人的赞誉。1909年毕业，返回故乡，20岁，陈怀介绍他到乐清西乡柳市高等小学任教，这是乐清最早成立的两所高小之一。他在代作的“卒业训词”中，勉励学生在“中原方多事”之秋，毕业后应继续进德修业，立志“建拔万古勋”，以便“戎敌外戟，庶物砥平”，这也正是青年林损的梦想。
冬，他与王佚结婚，回瑞安高等小学任教，邵成萱等就是他这时的学生。宣统三年三月，瑞安县令金汉章借禁烟名义敛财虐民，激起芳山等处民变，误杀了省禁烟委员汪锡祺等6人，他协同县人奋起抗争，在县人东教场追悼会上，他撰写《追悼汪吉卿演说词》、《汪锡祺被记》等文，严辞揭露谴责，迫使金令被撤职查办。
民国元年，陈介石在上海被选为世界宗教会会长，并与闻共和建设讨论会之事，介绍林损任共和建设讨论会文案。秋，兼任《黄报》编辑。《黄报》，薛大可创办“日出一报，针砭政治，臧否人物，笔尖所到，有丝丝入扣之妙，读者与林白水之《社会日刊》等量齐观”（陈赣——《睇向斋谈往》），这与林损“辞令所布，枢机所发，莫不崭绝独立，风飙电驰，慷慨激昂，闻者心折”的文章魅力有关，他也“以是有声”。
在《黄报》任职不过两个多月，第一次以“损”具名，报纸即停办了。但他写了二十多篇“针砭政治，臧否人物”掷地有声的论文，如《书大石正己〈支那之命脉篇〉后》痛斥日本侵略者“断言吾国必当瓜分以抵于灭亡”之谬论，一一批驳他的诬蔑论据，声言“是可忍孰不可忍！咄咄岛夷，我不能与汝并容乎天地之间也！”要求国人把“某政党党魁之最有声闻者”大石的言论，作为惊醒的“雷霆”，疗疾之“药石”，努力振奋“自强”，克服“内政不修，民德不兴”二大病，就不会有“瓜分之患”。在《俄罗斯革命之异日观》中，断言“俄罗斯革命之必能有成”，“革命之后，必能成为地球上共和之国”，预言“自今以往，不五十年，将尽五大洲各国皆移为共和政体。”在《续论总统制内阁制之商榷》中，针对袁世凯的野心，主张限制总统权力，防止专制之毒死灰复燃。“见群龙之无首，造旧邦之新命，扫糠于千载，是所望于诸公。”在《报界箴言》中，慨言当时报界四弊：一是“争”，不是争“真理”，而是党同伐异，争一己私利；二是“曲”，即“曲笔以阿其党”、“垄断贸名，迷惑上下”；三是“诬”，即“穿凿事实，以迁就（自己）言论”，采访不“求其实而征其是”；四是“驳”，即“逞飘忽之才，设两可之辨，操无穷之辞，使人跌遏而无主，因时乘势，倒置可否，”要求舆论阵地“不可以意气从事，而心术学术不可不切实讲求”。未言“我亦报界之一人，不敢自命”“无罪”、“无蔽也。虽然，我而有蔽，则愿献身作万矢之的以为诸公先”，表明追求言论公正自由的大无畏气概。
民国二年，陈介石被选为第一届国会议员，二月抵北京，兼任北大文科史学教授，他亦从之赴京，旋被聘主持《新民日报》编务，写了《发刊词》、《新民日报达旨》、《释言》、《说报》等文。当时北大校长胡仁源看到这些文章，“以为陈亮、叶适不过也”，聘他任预科讲师。
风华正茂的林损，牢记二舅的教导，“夫所谓学者，将出其所用而措之于天下也，”即于秋季回家，独力出版了以个人命名的《林损杂志》，希望通过它达到从“爱”民“悯”民到“觉之”、“拯之”的目的。雄心勃勃地计划写一系列文章名《中华民国燃犀大论》，分“名实、问宪、集势、辨分、牧民、自治、放心、刺俗、忧贫、失教、荡业、天戮、邪蠹、罪法、察吏、议兵、决藩、览冥、广变、亡征”共20篇。第一篇“名实”，认为中华民国的“共和立宪”、“属国于民”是名不符实的，政权仍掌握在腐败的“旧官僚”和所谓“革命元勋”之手，只有唤起民众，“以至众之智，至众之力，建设国家，沛然莫能御也。众无智力，此共和之所以大伪也。”此文颇“传诵于一时”。但在《永嘉瑞安光复始末记》一文，则“一州大哗”，因为它矛头直指温州统领梅占魁，与和他勾结的一批绅士，借“光复”名义揽权营私打击异己的丑态。这下可捅了马蜂窝，纷纷“致书督责”，他写了公开信《答林耀祖书》，“诸被贬者”，虽能“附权乘势，太阿倒持，可无罪而杀士”，但自己仍“敢侃侃陈言于其旁，撄其逆鳞，诚以事实之可征，道理之难诬，直笔之不可无系，而自信为有区区能言之才，而报馆有言权，遂不惮昭揭于众”，末具“林损特白”以示不屈。经此风波，杂志办不下去了，便从事《政理古微》的写作。该书分政始、述古、制法、爱民、养性、劝学、尊隐、尚俭、重农、综核十项，并题辞明志，末云：“差幸著书如作茧，成甘自缚群黎”，只要对群众温暖有帮助，他是愿意作茧自缚的。
民国三年，他到北大任教，七年升为教授，从此“情挚传经”，与教育结下不解之缘。“京师故人文渊薮，而大学尤名师所聚，一时朋辈如陈汉章、刘师培、黄侃、吴梅、钱复、张尔田之伦或以经史著，或以辞章显，咸骋骥而奋风云，腾英声而懋芳懿。而先生以弱龄周旋其间，吐纳百氏，提衡道儒，讲学之余，潜心著述”（徐英《瑞安林先生公葬墓表》）。他年龄既轻，思想又活跃，与学生关系相当融洽，在《丙辰学会题名录序》说：“予之与二三子居也既三年，而上下左右，噢咻砥砺，若家人骨肉，怀抱洞开，肺腑并见，所宜历久不渝者也。”
不久，挫折相继而来。1917年7月7日，三舅醉石病卒。二舅介石闻弟疾病，从五千里外冒暑奔视，入门旬余，遽遘大变，卒至悲弟自伤，浸至成疾，7月31日，亦“卒于家”，第二年，才周岁的儿子守井不幸矢折。亦师亦友的表兄陈怀，接任北大史学教授后，以敬业病卒于校。打击接踵而来，“五四”运动时，他因“病肺”回故乡养疾，回校后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给他以极大冲击。他站在“以保存国粹为宗旨的”《国故》月刊派刘师培、黄侃一边，与马叙伦、黄节、吴梅等一道聘为“特别编辑”，当时“白话之风盛行”，胡适、钱玄同认为“推翻孔学，改革伦理”是“救现在中国的唯一办法”。然“欲废孔子，不得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钱云同《中国今后之文学问题》）。”损大不然，以为注音乃汉学之原，出组汉学研究会，昌言复古，著《汉字存废问题》长数万言，力辟其不可行者凡二十五事。玄同及适亦不敢谓非，送他一个绰号“骨董”（陈谧《林损传》）。他反对“全盘西化”，提出“撷新扩故”，以为“我闻取新说以扩旧学者，未闻毁旧学以从新说也”，“逐新者妄，守旧者愚，其大本大法皆失之矣”。他的耿介率直的性格，使他处境日渐困难，在《致陈桢臣书》说：“损身当横逆之冲，若无障挽之具，庄语不足以喻沉浊，谐说乃有类乎俳优，投鼠顾器，抽矢去金，委蛇退食，扪心自惭。间引一觞，聊遣烦闷，而暂欢片刻，积惨弥年，颜虽偶朱，肺乃先灼。”开始耽酒了。
这时，浙江省议会议长托人请他从政，他拒绝了，并反省写《政理古微》前后的思想变化说：“损初读书，颇解文墨，继耻雕虫之为，稍作经世之想。稽考典籍，博采輶轩，察董、贾之大猷，辨管葛之成败；谘农桑于父老，问疾苦于阁阎；锱铢偶得，必载之书。历世既久，粗知纲领，抽毫落纸，颇亦斐然，世不我用，皆为弃物。及今复视一过，乖错弥多。昔以失位为衰，今以得免为乐。”不禁慨叹：“憔悴卅年求一饱，高谈平治欲谁听？”面对北洋军阀内战不断，“往复还，血与泪，不获已，求一醉”，只能以酒浇愁，性格也越趋“怪特”，被称为北大“怪人”之一，他也干脆说自己“佛不能成愿作魔”了。正如王季思在《刘景晨先生遗诗序》中所说：
“我所认为的同乡前辈，如瑞安林损，平阳刘绍宽，永嘉刘景晨，在辛亥革命前后，大都继承永嘉学派的遗风，兼受时代风云的激荡，表现积极的入世态度，志于所学，匡时济世。到五四运动以后，世变益急，忧患益深，他们既致慨于旧民主主义之换汤不换药，又跟不上新民主主义革命曲折前进的步伐。于是或栖迟山林，潜心佛乘，或埋头经史，重理旧学。间亦发为诗歌，彼此唱和，本无意与提倡新文学、鼓吹新文化者相抗衡，仍不免在新的革命思潮面前受到冲击，抑郁而终。这是中国革命历史曲折前进过程中老一辈学者的悲剧，也是我们文化学术领域未可低估的一笔损失”。
但林损处于激流旋涡之地，面对种种丑恶现象，他不甘心沉默。“孔饮亦千钟，中有忧时泪”。1925年章士钊因谄媚段祺瑞，兼任教育总长，“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命雇用流氓女丐殴曳学生出校。师生在校外重新开学，他与鲁迅等一道，每周去女师大义务兼课四时，讲授两种功课。5月7日，北京学生举行国耻纪念会受阻去质问章士钊，被警察打伤和逮捕，对这种“蹂躏学生”行为，他义愤填膺，写了《讯章》一文，揭露章“弥傲弥谄，弥好名而弥无耻”的面目。次年，北京又发生了震惊国内外的镇压反帝爱国的学生、群众的“三·一八惨案”，他写了《丙寅三月十八日即事》，抒发悲愤谴责之情。
1927年春，奉天（今辽宁）东北大学校长邀请他到沈阳任教，他与黄侃同往。张学良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后，出任东大校长，他经常轻装至校，在别墅招待全体教授。他很钦佩林的学问人品，常邀他探讨学术，两人“情谊甚笃”。皇姑屯事件发生，张作霖被日寇阴谋炸死，“燕丹桥下机终发，丁令城头弹竞飞”；“此邦直似千年墓，走骼飞户不忍言”。当时黄侃已离沈，寄诗劝他不要再“滞辽东”，乃于次年秋后入关，曾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教。1929年“仍至北京大学讲席”。但这时“同校教授黄晦闻节、马夷初叙伦与先生交素笃，治经史诸子文学亦俱有根柢，而俱为新学之徒所惧，而皆先后离校去。及先生之返也，新学之徒，相与嫉之”，但他“学不厌而诲不倦，善启发而工诱导，析疑剖滞，简要清通，舌本粲华，情澜不歇”（徐英《林公铎先生学记》。“学生中喜新文学者排之，喜旧文学者拥之，其得于人亦有在讲授之外者”（马叙伦《石屋馀沈》），一时也拿他没有办法。
1931年，蒋梦麟任北大校长，胡适任文学院院长，后又兼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他的处境更困难了。但他“有节概，犹是永嘉学派遗风也，既不肯屈己附人，而尤疾视权势，其在讲堂有刘四骂座之癖，时时薄胡适之”（同上）。在北大演讲的题目中有《诛学侩》，手稿《辨奸论》，特注明“诛胡适也”。与胡适矛盾，一般人都把它看成是白话文言之争，实际上是学术和政治观点的分歧，胡适自言“有考据癖”，他“独不喜清人之学，尤不能为考证训诂章句之学所拘”（《学记》）。胡适主张“全盘西化”，他认为，“撷新扩故”。特别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胡适认为“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既然中国并无取得军事胜利的可能，那么整个华北的军事占领就是换取日本人统治下的和平的唯一选择”（转引自江苏人民出版社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鲁奇译）。而他则斥责道：“谓中国可暂亡五十年者，此何言也？谓中国无文化者，此何心也？谓宜弃国粹而一归于欧化者，此何理也？……一坠荆棘，逆施倒行。今外侮之来抑又甚矣！无伥何虎？伥之毒甚于虎也！”“胡适之流，挟其淫妖狡险之才，倡浮薄无根之学，为异族牛马走，揭旗帜以拥皐比，陷溺人心，不知何底”，矛盾已无可挽回了。
1933年，北大学生浴室坍塌，造成一死一伤。追悼会上，他的挽联是：“重压之下，安得不死！洁身自好，何以为生？”愤激之情，直指整个国民党统治社会。
1934年4月，北大以标榜革命的名义，“系的多年教授林公铎解聘了。林先生傲慢，上课喜欢东拉西扯骂人，确是有懈可击。……（胡博士）自己有了权，整顿、开刀祭旗的人是反对自己最厉害的，这不免使人想到公报私仇。如果这样，林先生所失是‘鸡肋’（林给胡适等人信中指北大教授一职——陈注），胡博士的所失，就太多了”（张中行《负暄琐话》）。
他“为适之所排而去”（马叙伦），黄侃立即邀到南京中央大学。他应聘后，又与黄节、吴梅、汪东等老友共叙一堂。1935年正月黄节卒，秋黄侃又殁。自黄君之殁，而先生旧好凋零殆尽，其诧傺无聊，有非旁观所能知者（《学记》）。他在《夜起》诗中叹道：“黄节谓损不可死，黄侃谓损不能死。呜呼所言犹在耳，而二黄者皆死矣！北居林黄损与节，南来黄林侃与损。梦中何尝不聚头，一觉两泪湿衾稠。”
1936年，他辞去中央大学职务。秋，于右任推荐他到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后改为西北农学院，今西北农大）任教，“每周文课4小时，月俸四百廿金，延遇之礼，可谓优越”。他暑假返里时，全面抗战爆发，“干戈阻绝”，只得“里居不出”，面对“日蹙国千里”，忧心如焚。
1938年9月，教育部聘请他为“本部特约撰述”。他打算将“盈箧”的“积稿”好好整理，“会当广倩书人，源源录寄”，实践《叔苴阁丛著提要总序》中的计划。《伦理正名论》已于战前印竣，《老子口义》、《文章学绪言》、《中国文学讲授发端》、《永嘉学派述》都是讲义本；《比较学》、《叔苴阁诗录》和《叔苴阁王录》均只刻一部分。根据他的手稿提纲在永嘉学派研究方面，他要写分十章的《永嘉学派说略》及《瓯学统》、《瓯学者旧传》。在诸子学方面，重点在老、庄，有《老子广义》、《老子集语》、《老子通义》、《老子纬》及《庄子总说》等。在逻辑学方面，拟写《分析名学论》、《无穷名学抉微》、《非名学》及《论理真诠》等，后者且列出8章的要旨。他还打算将北大所见所闻写成《灵犀志》分为“蔡氏篇、校制篇、职员篇、教员篇、校课篇、学生篇、集会篇、男女同校篇、总论，这和他拟写的《中渚燃犀录》、《医林外史》等，都未见存稿，让人非常惋惜。
抗战“三年以来，外患孔亟”，“四海鼎沸，兆民嗷嗷”。他虽是一“癯儒”，但对抗战胜利充满信心。在《求仁论》中声言：“中国必可不亡，中国学统必可大兴，非有他焉，我欲仁斯仁至也。”坚持全民抗战，中国一定能够振兴。在《醉中作》，幻想死后要“重来甘作壮丁来”，呼吁“世外桃源休更觅，踢翻蓬岛即神仙”，“忧国之思，时时见于颜色。”1939年，听说马一浮在重庆办复性书院，他“心窃慕之，以谓君子，居乱世，于国无匡危抒难之功，亦当昌其所学为时用，因谋共立翼圣书院于乡”（《林损传》）。与弟子李翘、侄陈谧等发表启事，订定章程并严格要求自己，立“自省课目”，要“戒酒”，“戒浅露”等。但这时已“益羸瘠，且屡患神经衰弱之疾，发白齿落，目眩耳聋，手指颤动，持笔维艰”了。1940年孟春，邱氏表妹卒，夏六月，郑氏表姊（按即大姨母邱氏的女儿，过继给三姨母郑氏，从小与林损一道长大）又卒。损忍泪慰亲，虽勉将事，衰疾交乘。他仍写下了一篇绝笔之作《答后叔解后》，表达了上报“亲恩”和“续成撰著”的愿望。
在文中，他总结了一生奋斗过程，颇与鲁迅的韧性战斗、壕堑战术相似：“损之居太学也，盖一人之身而四战之国也。矢来有方，则为之铁甲以御之，矢来无方，则为之铁室以御之。必不获己，居环中以应无穷，操名家之纽，而驰聘以纵横之术……以是免于败绩压覆之惧。顾损是时，学亦稍进，徒欲拨乱世而反之正，斯不得不攘臂而与人辩，退居一室，未尝不兢兢惕惕，取六艺百家之说而研极之。世运所趋，既救火而益扬其沸，众所指目，或在公孙龙、惠施、苏秦、张仪之间，损于是得辩名。或推而上之，拟于老、庄、文、列之徒，损于是得狂名。或见其曾研释典，则以异端名。或取其所作，以为不懈，可近于古，则又交相以文士为名。而于其大经大本，所谓诵数以贯，思索以通，为其人以条理者，转皆掩匿而不可见。”那么，他所谓“大经大本”，贯通一气的是什么呢，该是他《述学》一诗所云“大道偶为基，出入常变际，乾元善用九，反复玩斯意。”他在晚年《论学术》手稿中归纳为“数十字”，经过反复攻破，增减不得的“道体为偶，其用为化，系化曰情，主情曰我，大我曰心，处心曰乐，其乐曰善，至善曰情，明情曰中，体杨之义，由孔之恕，行墨之仁，持庄之平。不纵一性，万性成遂，不纵一欲，万欲亦成遂”的对立变化哲学观。
七月下旬，林损感冒发热，缠绵一月，终至不起，于八月二十六日去世，享年五十。他的学生徐英在重庆闻讯后，立即“裒次旧闻，为述《林公铎先生学记》”，高度评价他的学术成就，认为他“得非孟轲氏所谓豪杰之士？”陈谧《林损传》则评论说：“余尝谓损生平嗜酒，人目以为狂而争避之，然损竟以此自免。夫损之狂，非以酒，盖有道焉，非狂不足以济其学也。呜呼，损真可谓善狂者矣！”但周作人在《知堂回忆录》中，则把他与辜鸿铭、黄侃列为北大三怪人之一；徐英也说“于时大学中目林、黄、刘（师培）为三怪”。
林损卒后，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下令褒扬。三年后，张继、于右任、朱家骅、陈立夫等70余人建议于4月12日公葬先生于瑞安前韩山之麓。徐英撰的《林先生公葬墓表》由沈尹默书写碑文，今存于玉海楼文物馆。张学良当时被软禁于贵州，闻讯后写了挽幛“人师、经学、国学大师”以示悼念。其侄孙林慰曾等于2002年在台湾出版了《林公铎全集》1-2册，《叔苴阁文录》因“台独”阻碍而搁置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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