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乡贤林熙春

作者：林泽茂打印本页更新时间：2015-5-1 21:53:52 返回首页

在潮州城区太平路牌坊街的分司巷口，立有一座纪念明代潮州先贤林熙春的“三世尚书”坊，该坊由时任潮州知府马鸣霆奉旨所建。林熙春，字志和，号仰晋，海阳龙溪(今潮安庵埠)人。明万历十一年(1583)考中进士，累官至户部左侍郎。卒后赠三代尚书。潮州名贤郭之奇（累官礼部尚书；明末抗清殉难，乾隆时赐谥忠节。）为之撰《傅》。

诤言直谏刚正不阿
郭之奇在《赠户部尚书林忠宣傅》中对林熙春在朝中任郎中时的掖垣疏草（在朝中任职时的奏疏文集。掖垣原指宫墙，后泛指中央的重要部门）极为赞赏，称其“可谓言关国计矣”。以下仅以《参东封疏》、《伸救言官疏》为例，以概见其刚直之官风。
所谓“参东封疏”，就是林熙春相阅了万历皇帝要封东瀛（日本）的关白（摄政）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的文书时，查阅了朝鲜国王李昖和使臣金晬的有关奏章，觉得蓟辽总督兼经略朝鲜军务顾养谦虚报军情，故而“披览未終肝肠欲裂”，“读之又憤懣如狂恨”，因而上书皇帝，弹劾顾养谦等蒙蔽圣主的罪行。
事件的原因是丰臣秀吉于1590年上台当权后，与日本西部那些势力强大的封建领主的矛盾一触即发。故他想把视线转向国外，断定进攻中国会带来在国内求得和平解决所需要的出路。在丰臣秀吉求助朝鲜协助攻打中国遭到拒绝后，于是命令他的部将进犯朝鲜。万历二十年（1592）4月，丰臣秀吉以小西行长为先锋，辅以加藤清正、岛津义弘等率领陆军约16万，又派九鬼嘉隆、藤堂高虎等领战船七百艘约四万水师，于朝鲜南部的釜山登陆。5月2日深夜攻占汉城。朝鲜国王宣祖（李昖）在王子、大臣的扈从（陪从）下逃到北方平安道的义州，随时准备逃入中国境内，同时派出络绎不绝的使臣前往北京，要求明朝皇帝协助抗击进犯日军。而朝鲜的民众则自愿组织义兵，积极配合爱国官兵打击侵略者。由朝鲜全罗道左水使李舜臣所率领的“铁甲舰队”奋勇作战，共击沉敌舰三百多艘，打破了敌人的“水陆并进”计划，迫使敌陆军在占领平壤后却步不前。
战事初开，朝廷深知日军朝之目的“实所以图中国”，“而我兵之救朝鲜，实所以保中国”。于是任命宋应昌为经略，总理入朝军务，李如松为“东征提督”，负责前敌指挥。经数日激战，连下平壤、开城。形势急转直下，日寇不得不从汉城撤退；为争取喘息机会卷土重来，丰臣秀吉通过明、朝主和派的沈惟敬提出封贡（议和）的要求。希望万历皇帝封他为日本国王和给予“互市”（通商），他保证今后不再骚扰和“朝贡”。同时却要求明皇朝同意将朝鲜南部的四个道割给日本，朝鲜国王对日本宣誓效忠，王子、大臣各一人赴日本留作人质，将明朝公主嫁给丰臣秀吉等。由于日方并无诚意，谈判从1593年4月开始，拖延三年多而告破裂。
林熙春在参东封疏中，数历了自洪武、永乐、宣德、正统，弘治以至嘉靖历朝以来夷狄多变的种种事实，象正统四年倭寇“至掘发塜墓，汤沃婴儿、刳剔（剖杀）孕妇以为笑乐矣”，等等令人发指的事件。进而引证朝廷严惩倭寇的史实说：“观於刘荣（抗倭名将）望海埚之捷（永乐十七年），而倭不敢窺辽东者百餘年；观於胡宗宪舟山之捷（嘉靖年间），而倭不敢窺两浙者三十餘年。”因此，林熙春认为对待夷获的态度应是：“創（惩治）之則中国安，款（议和）之則中国不安无可疑者”。但蓟辽总督兼经略朝鲜军务顾养谦在给皇帝的上疏中却蒙骗皇帝：只说明军在对日战争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不讲明军在战场中的财物和兵力的重大损耗；把日本意欲入侵中国说成关白要求封王的目的是“欲得天朝封号庶可服得人心”和“欲假中国名号以詟服（震慑）諸夷”；掩盖了倭寇窥图中国的野心。
林熙春清醒地认识到：封贡“非惟助虐，更虑反噬（反咬一口）”。因此，他认定（太常寺）少卿万自約疏称（封贡）十害，給事中田大益疏称五忧”还不够，应该加上“五罪”，即“为悖祖訓罪一”、“为悖明旨罪二”、“为损国威罪三”、“为贻隐禍罪四”和“为拂（违背）人心五”。“以此五罪参以十害五忧，乞敕廷臣会议，宁为远計、毋为近谋。”要皇帝从长远打算，看穿夷狄的野心。“倭若来侵則相机而剿杀，倭若远遁不貪利以穷追，庶德威常，伸即四夷亦可服矣，何忧倭奴哉！”
“封贡”一事在朝廷虽然遭到了诸多大臣的抗议，但万历皇帝为了苟于一时之安，仍然封丰臣吉秀为日本国王，但不与日本通贡。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丰臣吉秀再度派兵大举进攻朝鲜。虽然最后被明、朝联军打败，但事实正好印证林熙春在“参东封”中所提出的“創之則中国安，款之則中国不安”的正确远见。
《伸救言官疏》的起因是：万历二十三年(1595)冬，兵部考选军政。皇帝说只有副千户的擅署四品官职。因责兵部臣徇私，兵科（负责监督兵部的机构）没人纠举揭发。逐严历处置自兵部武选郎中韩范及给事中、衔史等多人，举朝震骇。其实是万历皇帝厌烦言官喋喋不休，欲借故惩戒，两京科道因此被斥逐、降职、停俸、夺职为民者竟达三十四人。兵部尚书石星请求辞职来安慰各臣，皇帝都不采纳。陈于陛又特别上疏申救。皇帝发怒了，命令降各人为杂职，全都调往边地。尚书孙丕扬等人以为诏旨转严，再次上疏乞求宽恕。皇帝更加忿怒，全都剥夺官职贬为平民。
御史马经纶十分气愤，于是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正月二十三（已丑）日上疏，大意是：“陛下数年以来，深居静养。君臣互相隔绝，朝廷内外都有隐忧。所依靠的言路各臣，公开为国家裁辨邪正，指斥奸雄。……作为耳目的台省它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陛下为什么要在一时之间闭塞自己的耳目呢？因为兵部考察的缘故，从而怪罪兵科是对的。却因此而蔓延到其他给事中，又波及牵连到各御史。离职的不明白应负什么罪责，留任的不明白被原谅的因由。……陛下近年来讨厌苦恼言官，动辄加上渎职骚扰的罪名，现在忽然用闭口不言来怪罪。以不言来怪罪言官，言官没有什么可申辩的。但臣以为现在陛下加给言官的罪名，比起言官的罪过来，还算小的。言官今日闭口不语，有五大罪过：陛下不郊祭上天已有多年了，言官却不曾援引典故上殿直言进谏，这是让陛下处于不敬天的境地，罪过之一。陛下不祭祀祖先已有多年了，言官却不曾用至诚的态度，及时直言进谏，这是让陛下不敬祖，罪过之二。陛下不亲临朝政，停止朝讲，言官说了却不能彻底改变，这是让陛下不能像祖宗那样勤政，罪过之三。陛下不能坚决远离奸邪的人，不能坚定地任用贤能的人，言官说了却不能坚持让陛下做到，这是让陛下不能像祖宗那样任用贤能，罪过之四。陛下喜好钱财成癖，对下属缺乏恩惠，辅掖的近臣中，怨气蕴蓄，言官都很担心，却终于没有能够犯颜劝阻，这是让陛下甘愿抛弃执政的初衷，而不能善始善终。罪过之五。言官有这等大罪，陛下肯奋然励精图治而用这五大罪过怪罪他们，岂不是很恰当的吗！为什么要责怪他们缄口不语，不用此而用彼呢？近来廷臣轮番上疏辩论营救，陛下不但不肯恢复他们的职位，还将他们落职为民。各位官员本来来自平民，现在让他们回复为平民，又有什么遗憾呢？臣只是担心朝廷的举措不能停止，大臣的忠诚不可违背。陛下不听内阁奏疏的挽救，改降级为赴任杂职，那么辅臣还有什么脸面？这是自己疏远自己的心腹啊。陛下不听各部的奏疏营救，改任杂职者为平民，那么九卿又有什么脸面？这是自己伤害自己的股肱啊！君臣本为一体，元首虽然圣明，也要依靠股肱心腹耳目的帮助，现在却自塞耳目、自离心腹、自伤股肱，陛下将和谁一起共同治理天下的事情？君主受命于天，跟臣子受命于君，道理是一样的。言官本没有大罪，陛下一旦震怒，就定他们失职罪，没有一个人敢违抗命令。既然大失人心，就必违背了上天的旨意。万一上天震怒，因陛下不郊天不祭祖、不上朝不朝讲、不惜贤才、不看轻钱财，追究陛下失人君之职，而赫然降下非同寻常的灾难，不知道陛下那时还能否违抗天命么？臣子不能违抗君主，君主不能违抗上天，这道理十分明白，陛下难道不思为国家社稷打算吗？”皇帝大怒，也将他贬官三级，派往外地。”
马经纶被贬之后，依惯例，言官须上疏回应。而按轮次当由刑科给事中侯廷佩领衔，但此公 “气沮色变，废然避也。”于是时任工科给事中的林熙春在第二天（正月二十四日）“毅然首列，率同官抗疏入”疏章大意是：“陛下气愤言官缄默，排斥驱逐三十余人，臣等不胜惊恐。现在御史马经纶慷慨陈言，臣等窃以为陛下一定会对他温旨褒奖，没想到也跟着被贬斥。这是因为提建议有罪呢，还是因为不提建议有罪呢？臣等不能理解。先前怪罪的，既然是由于不说的缘故，当今所怪罪的，又因为敢说的缘故，这真是叫臣等无所适从啊！陛下若真以不进言为失职，则臣等不难进忧危的苦词；若以直言为逆旨，则臣等不难仿效暗中保持缄默的成习。只怕朝廷之上，全都阿谀奉承以讨陛下的欢心，这不是君主的福气啊。臣等富贵荣辱的心念难道与常人不同？然而臣等宁愿直言进谏而不愿阿谀奉承，只不过是沐浴了二百余年来大明的养士之恩，不辜负君父，并且不辜负此生罢了。陛下为什么要深恶痛绝，如此折辱臣等啊？”同日，四川等道御史鹿久徵等亦上疏，欲与诸臣同其罪。疏入，皇帝更加恼怒，下旨将二疏列名诸臣（几十人）俱夺俸降级调外。并于二月初三（庚子）加倍贬斥原任御史马经纶为陕西米脂县典史（级别最低的县令属官），二月初七（甲辰）贬林熙春为茶陵州判官、御史鹿久徵为泽州判官。熙春遂告病离职返乡。
林熙春在家二十六载，未曾只字长安（没向皇帝求情），即使平时在朝廷与他最亲近的李廷机（万历三十五年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叶向高（万历三十五年任内阁首辅后），林熙春也没有与他们的书札往来。直至天启（庚申年），新皇帝恩诏废除了以前的处理，开始以南仪部郎官职赐还给林熙春，由于他“所任各能其官。”不久转为光禄寺少卿，历升太仆寺少卿、通政司右通政、太仆寺卿管少卿事、添注（添入注拟者仍可就职治事）太常寺卿、大理寺卿，直至户部侍郎（尚书副职）。（上）

作者：林泽茂
手机：18923527011
邮籍：linzemao05@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