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宗族是潮州文化的载体

潮州文化作为一种具有显著的区域特色的文化，它的发生和形成是由多种要素决定的，最基本的是共同地域上的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居民。它不仅要有相对确定的地域作为发酵的地盘，而且要有相对固定的居民群体为依托，地域与居民互相依存，构成一个统一体。星罗棋布的潮州村落宗族，由于其特定的基质，从而成为这一基本载体。
　　中原士民不断进入潮州后，在这一地区就逐渐形成了一个个具有特定基质的村落宗族，构成社区基层组织的基本形态。村落宗族的基质主要在于：
　　一是血缘性。家族成员以相同的血缘关系为联结，并从这一血缘关系出发联结其他亲属关系。家族成员凭着血缘相同的身份相互认同，组成一个紧密的整体。
　　二是聚居性。家族一般生活在相对集中的地域之上，这既是他们的生活基地，也是他们的生产基地，血缘与地缘在这里浑然一体。
　　三是农耕性。由于社会的主要资源基本上来自土地，村落宗族是这样一种类型的群体，即它以全体族员耕种一定范围的土地获得生存资源。
　　四是自给性。农耕性的经济决定了这种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因为生产力水平不高，生产的目的主要是为生产者提供生存资源，而不是用于交换。
　　五是封闭性。由农耕性和自给性出发，必然导致村落宗族的封闭性，表现为与外部缺乏常规性的联系，没有经济的、文化的、人际的广泛交往。
　　六是稳定性。家族呈现出某种“超稳定性”，包括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心态的稳定性等等。
　　潮州文化的最基本特征，正是借助于村落宗族的基质，以村落宗族为载体而形成的。
　　首先是共同方言。使用潮州方言是潮州文化的基本表征之一，也是潮州文化的首要标志。潮州方言的形成，基本依托正是村落宗族的聚族而居及稳定性等基质。最初进入潮州的中原士民，在潮州地区定居后，随之形成了聚族而居的状态。聚族而居的家族在彼此的交往之中，以所带来的中原母语为基础，吸收了潮州土著居民语言的一些要素，形成了一种新的共同语言即潮州话，并且随着家族的裂变又借助家族的基质得以不断扩张，成为一种使用区域愈来愈大与使用人数愈来愈多的方言。
　　其次是共同地域。潮州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显著的区域特征实质上也是建立在潮州村落宗族的地缘性基质之上，即由众多的使用共同方言且具有相对固定地域的家族所建构起来的。大体说来，潮州文化的地域范畴是韩江三角洲平原，然而并非整个地理意义上的潮州地区都属于潮州文化范畴，而确切地说，潮州文化也不仅仅局限在潮汕地区，实际上也延伸到地理意义上的潮汕地区之外。例如，在潮州的部分地方，历史上曾有一批客家人迁入，他们同样聚族而居，但仍然保持着家族源头的语言与习俗，因而从文化范畴看仍然属于客家文化。同样，在潮汕毗邻的地区，也有一些聚族而居的潮州人，他们虽然从地理范畴看并不属潮汕地区，而且这些地区客家文化居主导地位，但他们却属潮州文化的范畴。可见，仅仅共同地域还不能决定其文化属性，关键在于家族的文化属性。正是一个个血缘与地缘相结合的具有某种相同文化背景的家族散布于潮汕大地，由此构成了基本的潮州文化圈。
　　潮州文化中的民俗文化的发生与形成，同样以潮州村落宗族为基本依托，因为这些习俗大多首先发端于村落宗族。潮州的村落宗族在其长期的生活与生产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大量习俗，成为村落宗族的传统，并泛化为社会习俗。没有村落宗族这个基本载体，潮州文化中的祭祀文化、建筑文化、婚嫁文化、生育文化等各种民俗文化，也就成为无本之木。
　　从潮州文化形成的时间进程看，它与潮州村落宗族文化的形成进程基本上处于同步，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潮州村落宗族文化在唐代以前逐步成形，至唐、宋基本形成，这也正是潮州文化形成的大体进程。从秦汉开始，历经唐宋时期，中原汉人不断进入潮州，既出现几次较为集中的迁徙，而零散的移居更是时时有之。这些移民逐渐占据了整个潮州地区，成为潮州地区的新主人，同化融合了这一带的土著，繁衍生息而形成一个经济较为发达的汉人社会，从而完全改变了原来比较落后原始的社会风貌。中原汉人不断南迁潮州的过程，也是潮州土著文明逐渐衰亡，中原文明在潮州逐渐扩展的过程。迁居潮州的中原士民，不仅带来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而且带来了中原的血缘家族关系与观念。从中原士民南迁潮州的过程可以看出，他们往往统率家族乡里的子弟们，整族整乡地迁徙。到了潮州地区后，基本上又是聚族而居。潮州的村落宗族文化，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
　　潮州的村落宗族，不仅为潮州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基本依托，而且为潮州文化的传承提供了稳定的载体。